完,见他要走,忙把嘴里的咀嚼物挡在舌头旁边的腮里,呜呜呛略地道:
“樊大哥,建筑队的事,你真不干么?”
“扯淡!我又没有待业的儿子、孙子;为啥要干?!”
不卑不亢,理直气壮。樊福林把不屑一顾的目光从猪头的胖脸上移开,用舌头打扫着口腔里的残渣余孽,,继续向前晃动。.
过了六孔轿,来到了煤源路尽头的镇委大院。这地方樊福林不陌生,在大院的广场上,他低头挂牌挨过斗,高大的主席像前,他虔诚地请过罪,早些时候也到这里闷过上访,如今上访似乎不太时兴了,他才去得稀了。
镇委大院无疑是小镇光荣、威严、庄重之所在了,高大而气派的门楼上高挂着一枚国徽,门楼两旁并排站着四五个显赫的牌子,牌子跟前终日有个老头儿在那儿抽旱烟,仿佛他和门楼、木牌、国徽一起组成了庄严的概念,门楼上开始张灯结彩,大红灯笼已从门楼的横梁上吊下来,樊福林这才恍然意识到,春节快到了……
镇委后面是邮电局,邮电局门前有不少扑克摊。盘踞这些扑克摊的,大都是些退休老工人,年龄几乎全在六十岁以上。这里是小镇风俗画中比较精采的一个部分。来到这里,你会觉着除了阳光,一切都是粗俗的。有的人依着墙,对若太阳在捉虱子,把并不健美的胸脯裸嚣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扑克则必顶鞋,似乎他们的乐趣就在手被人家踩在脚下,而且不只是一只脚,最多的——尚不是小镇的记录,顶过二十一只鞋,’叠起来有半人高。这些劳累了一生,挖出过几座煤山,已经当了爷爷或者太爷爷的人们,就是这么消耗着多余的生命,安详地等待着死亡。没有人认为不合理,也没有谁想着来改变它,连他们自己也没想过。
高雅的,有点艺术味道的生活,要算听大鼓书了。说书场在对过的大洼子里。据晚清的老窑工讲,原来这个洼于是有水的,洼边住过一个姓刘的地主,这洼就因人得名,叫刘家洼,小镇又因洼得名。民国,初年,这里隶属山东,在山东省地图上标的地名就叫刘洼。现在,这洼完全干枯了,大约干枯了几十年。不知哪个说书人发现了这一所在,便正式启用为艺术天地了。
这艺术是小镇特有的一种艺术。什么东西到这里都变了味,说书人既是演员又是作家。革命年代说样板戏故事,李铁悔和王连举也谈起了对象。另一个又不同了,偏把王连举编排为李铁梅的表哥,说是从小订下了娃娃亲。这两个艺人后来大约都被判了刑。说书人还有一个绝招,说副某一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细节,他偏要言传,而这一言传势必要污辱妇女界,于是乎,便打个躬,作个揖,口中念念有词:“嫂子大姐,婶子大娘,暂请后退三步。那位大姐说:不要紧,不碍事,说书的,你说!咱是新中国妇女,但说无妨!好!我说。说出来你别骂,骂,我也听不见,一阵风刮你家去了!”道白完毕,那粗俗之精华便脱口而出,眨眼间,小小的洼地里一片笑声。
樊福林喜欢听书。他自认为有几颗艺术细胞。在这里,他陆续听完了。
说书的是麻脸刘,小镇著名艺术家。此刻,关羽、关公、关二爷正在飞溅的唾沫中过五关,他两只短而粗的手把支在洼地地中心的小扁鼓打得莲莲响,嚣张得瓢儿一样,脖子上的青筋凸得老高,周围的听众不下百十口。樊福林四处瞅了一下,见同住一栋彦的邻居刘福寿喻着老烟袋杆坐在朝阳的难坡沿上,便晃动着瘦腿凑了过去。
刘福寿象条瘦小的、卷曲在一起的干鱼.鸡爪似的手里偏偏握着杆两尺长的烟枪,两下一比,你会觉着他的体重决不能比烟抢重多少,你甚至会怀疑:他是不是能扛动这杆枪。
刘福寿见樊福林向自己靠拢,忙把瘦瘦地锥在地上的屁股挪了挪。
“坐下!坐下!”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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