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训练团内设置一个将官班和若干军官总队，少将以上的编进将官班，上校以下的入军官总队，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陆续安置到农林、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作，其中不少被送入中央警官学校受训，以便转入警界。
当时，在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的编余军官有500多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有的曾跟随中山先生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这些人级别既高，除打仗外又无其他专长，所以安置工作特别困难，受训半年多，还没有分配出去。
编余军官张清泉在警校受训结业，却好几个月没有安置工作，生活无来源。他那年轻的妻子，含泪劝丈夫把她卖掉，用卖身的钱来维持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清泉只得将妻子卖给了一个小商贩。这对夫妇分手时抱头痛哭，十分凄惨。
在将官班里，有个叫奚泽的中将，原是位华侨，同盟会员。他曾变卖家产，折合白银几十万两，支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回国后的奚泽曾在大总统府工作。以后，他转战南北，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官至某集团军的中将参谋长。成了编余的奚泽，竟也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妻子忍受不了生活的磨难，于1947年4月的一天到燕子矶投江自尽。
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陈天民，原是190师少将副师长，抗战期间在长沙会战中立过战功。这次整编后携带妻子和三个子女来到中训团。由于长期生病，医药、调养所费很大，贫病交加之余，又遭退役打击，于1947年2月中旬抱恨逝世，遗下孤儿寡母，景况十分凄凉。死后，遗属无以为殓，由全体受训学员每人捐6000元办丧事，但物价高达50万元买一担米，所捐之款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了。
在安葬前夕，举行公祭，到场同学都是死者生前好友，莫不感到悲痛。有人提议说，彼此即将分手，各奔前程，我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临别一起前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此议正合全体将官心愿，一致认为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情合理的行动。
5月5日上午9时左右，将官班的学员们各自从家里出发，三三两两到中山陵集中。10时许，就到了约400人。他们身着黄色的将校呢制服，将级领章，胸前挂着勋表。大家推黄埔一期学生、陆军中将黄鹤为总指挥。黄鹤带领众将官到博爱坊前站成方阵队形，黄埔一期同学站第一排，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全体肃立，准备举行哭陵仪式。
仪式一开始，黄鹤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些编余的军官，曾经追随总理东征北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政府把我们一脚踢开，断绝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别的奢望，活着只求有碗饭吃，死后有一口棺材安葬。我们也是人，我们要生活。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谒陵，而是哭陵。为了我们的同学，为了我们的民族，也为了我们全家的妻儿老小，我们要大哭，一哭、二哭、乃至三哭。”
讲完之后，黄鹤将军带领众将官到中山陵祭堂，向孙中山先生的坐像献花。祭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哭陵的将官。不少游客纷纷围拢观看，对这些编余军官的遭遇深表同情。
接着，由黄鹤读祭文，将官们饱含热泪听完祭文，静默三分钟，鱼贯入灵堂。内称：“今白骨成狱，碧血为渊，嫠妇夜泣，羁魂不昧，皆莫非为主义之实现及民族之复光…念及先烈之血迹未干，遗族之孤寡谁矜？成仁者固死得其所，成功者也应返归故里。”当祭文诵到“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划分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号寒，乏人过问…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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