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史迪威从腊戍飞往重庆。第二天中午，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商启予上将陪他一起面见最高统帅。商启予上将曾是晋军将领，并非最高统帅的嫡系，只是由于他粗通英语，才担任了现在的要职。
史迪威汇报了缅甸战况和与英方商定的作战计划，即中英两**队在东吁至卑谬一线组织防御，首先阻止日军进攻，尔后伺机反击夺回仰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要求最高统帅同意尚未入缅的远征军立即开动，并要求将第5军主力调往彬文那及其以南地区，支援第200师作战。
最高统帅仍对英国人满腹狐疑，他担心如果远征军推进过远，一旦西线英军溃退，就会陷于危险境地。况且仰光被日军占领后，滇缅路实际上已经断绝，缅甸南部对中国已失去意义。因此，他主张将远征军主力部署在曼德勒地区，守住缅北的中印交通线。史迪威反复陈述了在东吁一线展开作战的理由和意义，直说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最高统帅同意予以考虑，但未置可否。
从最高统帅那里出来，商启予上将对史迪威说：“他这个人太自私。不仅在对外上，对内也是如此。”商上将是史迪威早相识的老朋友，现在由于工作关系使他们的友情更加密切。他赞成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想为老朋友帮个忙。他说：“我去找军政部和军令部商量一下，争取让何部长、白部长和徐次长、刘次长支持你的计划。然后让这两部的部长和次长去向最高统帅报告，要求他予以批准。”
第二天，也即3月19日，史迪威在重庆度过了他59岁的生日，按照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已进入了“花甲之年”。他的老朋友马歇尔将军给他发来了生日贺电，电报说：“有你在中国，对总统、对史汀生和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宽慰。”这些赞扬之词当然也是对史迪威的支持和鼓励，但他却无法派出史迪威最需要的美国地面部队。
史迪威惊奇地发现，商上将的工作产生了效果。军政、军令两部的首脑都同意他的作战计划，并且为此去拜见最高统帅，敦请他予以批准。最高统帅随后又一次约见史迪威，似乎很大度地对他说：“既然已经把前方指挥权交给你，自然可以按你的计划去安排。第5军新22师可以南调，但是第96师必须放在曼德勒。”他站起来，在地图上围着曼德勒画了一个圈，接着说：“这里是缅甸防御的关键。别管南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在这里保持有力的防御力量，组织坚固的防线，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它。”
最高统帅并没有满足史迪威的全部要求，但史迪威对取得这样的结果仍然感到十分高兴。他觉得：“何部长、白部长、徐次长、刘次长一致赞同我的观点，这可以被看作是一场重大胜利。”“考虑到最高统帅的承受力，他已经作出了相当宽宏大量的让步。”他略略思考了一下，表示可以在最高统帅规定的战役框架内行动，但要求保证他的独立指挥权，特别是“一旦战斗打响，我必须有采取行动的自由”。最高统帅对他的要求同意了。
第二天，最高统帅向远征军发出手令，要求“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并指示“凡在国外部队，以不轻进、不轻退二言为要诀。在前方全盘形势有利于出击、反攻或捕捉战机时，应决心出之以积极行动。”但是，他的顾虑并没有完全打消，那天晚上他又找了史迪威，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注意英国人的行动。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守住卑谬，我们就一定守住东吁，中**队绝不会先于英军撤退。但是，如果他们放弃卑谬，我就把所有部队撤回来。”
3月20日下午，史迪威在重庆举行了来华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自从他一到重庆，就成了新闻记者们注意和追踪的对象，但他一直谨慎地避开他们，因为他对一切还心里没数。经过两个星期紧张和忙碌的工作，他觉得开始有了点头绪：中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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