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几天杨彦昌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完美复制了有丝分裂实验，在他的显微镜下细胞分裂的全过程看的清清楚楚。
在历史上1880年的弗莱明和1882年的施特拉斯布格尔两个人分别在动物和植物细胞上才发现的有丝分裂现象，就这样提早出现了。杨彦昌立即将他的实验报告记录整理完整，并翻译成英文，还顺手把一些会让人感到自己提前知道结果的地方都进行了修改。
就在这周六的清早三个厚厚的信封贴满了今年刚刚正式投入使用的邮票，十美分邮票上乔治·华盛顿的头像整整齐齐排了一排，就在纽黑文被投入了当地邮局的邮筒里。
一封信的接收地在英国，是五年前刚刚创刊的《自然》杂志社总部。
这个地址是从那位不思进取的医学教授比尔那儿得来的，据比尔本人承认他也是通过其他人才知道的，杨彦昌上辈子虽然和这家杂志社算个同行，但他自己最多也就发发新闻什么的，更多还是带花边的，科学论文这种专业性很强的东西，他的报社碰都没碰过。
至于他自己对这种这种类型报社的了解，除了能叫出国内几个比较有名的发刊机构，就只知道英国有个《nature》，美国有个《science》了。
得益于两者的牛叉，杨彦昌好歹知道《science》是爱迪生再过几年才会创办的周刊，而《nature》现在才几岁，也很年轻，不过既然在未来那么厉害，现在估计也不差。
还有一封信是寄往《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缩写：sciam）杂志的，这份杂志在二十一世纪对普通民众来说虽然不如《science》那样了解，但在这时代它是已经诞生三十年的老读物了，虽然发布最多的是一些专利项目，但他的读者群很广泛，牵涉的学科也很多，对于杨彦昌来说实在是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最后一封的收信地在奥地利，是布吕恩修道院。
虽然在未来布吕恩已经换个名字成了捷克的布尔诺，但现在这个城市依然在奥地利的统治下，哦，或许应该说是在奥匈帝国的掌握中。
这个修道院或许不怎么出名，但它的院长在未来却是鼎鼎大名的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
杨彦昌曾经的生物老师，也就是那位中年大妈在一次观摩课上特地介绍过孟德尔的一生。虽然孟德尔发现遗传定律的时间很早，但是领先时代的往往就是梵高，直到孟德尔去世后十多年20世纪初的时候他的研究才会被人们重视起来，这个有些悲情的伟大人物从1854年开始就在布吕恩技术学校做物理学和植物学教师，一直在那工作了十四年、等到1868年的时候才离开学校，因为当地的修道院院长离世，他因为年轻就当选了新的院长。
不要误会，他能在四十六岁当上院长不是因为人品好，或者年富力强这些原因，而是因为其他人都老奸巨猾，当了修道院院长就要和政府的税务官磨嘴皮子，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丢给年轻人刚刚好。
如果没有记错就在今年奥地利政府新颁布了一项严苛的税法，而我们的孟德尔院长显然认为新税法不公平，拒绝交税，所以他就要花大笔的钱财和精力与政府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我们每个人都能想来会怎么样，最后的悲剧结果暂且不提，对于杨彦昌来说如果一切顺利，这封信漂洋过海到达布吕恩的时候，孟德尔院长应正是闹得满城风雨，一时风头无两的存在，他希望这份信可以让老前辈看开些。
其实他还想给一个人寄去这封信，那就是这个世纪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只是他不知道这位牛人现在到底在哪才只得作罢。
三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题目很简单但也很长“论细胞的三种分裂以及减数分裂与孟德尔遗传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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