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自己参详一二。而刘焉听了之后，眼中精光毕现，赶忙低下头来，接着行礼、回答来做掩饰：“臣以为，刺史位卑权轻，昔日设立此职，不过是为了监察地方而已。如今，天下叛乱四起，经常需要刺史领兵平叛。然而，兵者，国之重事也，古之命将，必先筑坛会众，赐白旄黄钺、印绶兵符，以宣示威仪，然后方能威行令肃。如今，刺史秩不过六百石，位卑而权轻，恐怕很难胜方面之任。”
刘焉的这番话，可谓虚实参半，一方面，刺史的职责，明文规定的，的确只有案“六条”问事，监察地方这一项，品秩也确实很低，说其“卑微权轻”并不为过；但另一方面，在东汉，刺史的职权，早就或明或暗的扩大了许多，虽然品秩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地位，已然位居太守之上了。
在东汉，诏书中提到刺史与太守的时候，必云“刺史、两千石”，在礼教森严，十分讲究尊卑秩序的古代，诏书中出现的官职排位，绝不是随意而为的——即便是到了今天，在各种大会上，七长老的排名先后，可是万万不能弄错的。刺史在诏书中的排名，位于两千石之前，这就是刺史的实际地位，已经位居太守、国相之上的表现。
然而，这种地位的提升，更像是一种“潜规则”，在这种潜规则之下，刺史的职权到底能有多大，完全取决于刺史本人的威望和手段，厉害的刺史，能把州中的太守、县令，吓得主动辞官避让，而一般的刺史，那就只能老老实实的行使自己的监察之权了。
所以，刘焉一再强调刺史“位卑权轻”，倒还真把刘宏给忽悠住了，一时间，刘宏还果真觉得，刺史的品秩太低，职权有限，无法胜平叛之任。
“卿可有良策？”刘宏只能向刘焉问计了。
“书曰：咨十有二牧，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上古之时，舜帝于天下设立十二牧，镇守地方。前汉之时，朝廷亦曾改刺史为州牧，品秩两千石。因此，臣斗胆建议，请陛下恢复州牧之职，授予其方面之任、专杀之权，如此，方能尽快的平定叛乱，使天下归于安靖。”刘焉答道。
刘焉建议恢复州牧制度，倒也不完全是出于蓄谋。只是州牧制度早就在他心里酝酿了很长时间了，如今见刘宏问到了这个话题，自己刚好有合适的机会可以推出这个想法，刘焉这才顺水推舟的说了出来。
其实，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理想国，有了理想国，自然也会滋生出一套理想中的官职制度来，据后世的考证，大名鼎鼎的，其实并不是周公姬旦所作，而是战国时期的一些学者，委托周公的名义，自行构想出的一套“理想制度”。
刘焉自然也有这方面的构想，只不过在以前，这些构想更多是刘焉的自娱自乐而已，而州牧制度的提出，也不过是恰逢其会罢了。
但是，身为皇帝，刘宏对一切可能威胁到皇权的事物，有一种本能的警惕。赋予了专杀之权的州牧，那可就真的成了一州的最高长官，权势在某种程度上，比起西汉初期的藩王，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旦设立了州牧，朝廷还能控制得住地方吗？
似乎是看出了刘宏的疑虑，刘焉再次进言：“陛下，州牧权重，自然不能每个州部都设立，应当首先在那些边远的和有叛乱的州部设立州牧一职，以观成效。”
“也好，那便先在益州设立州牧一职，持节督诸军平定米贼。若是真有成效，再在其他州部设立也不迟。”刘宏本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性子，州牧制度到底是好是坏，他也懒得详细探究，一切以平定益州的叛乱为要。
不过，很快刘宏又为益州牧的人选发起愁来，他在心中将朝中的重臣一个个的捋了一遍——有些人名望虽高，却没有实干之才，派去担任州牧，恐怕无济于事，平定不了米贼；有人虽然才德兼具，奈何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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