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想知道大清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且他非常聪明，决口不提琉球为日本领土一事，好像就是随便问问。
“‘蕃’民杀害琉民，我们早已知晓。琉球、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于土人互相杀害，裁决之权完全在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何干，而劳烦过问?”工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完全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只是依据实情给了日本人一个答复，而且这个答复非常的得体。
“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之人，却为何不惩罚台湾番人？”柳原前光还是不提琉球归属，只是问为什么不惩办凶手。
“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毛昶熙还是知道些外国事务的，只是他的观念依旧是天下观。
“人命关天岂可……”副岛种臣还想据理力争，但却被柳原前光从背后拉了一下。副岛种臣话说了一半，便给副手叫停了，只能向毛昶熙告辞，退出总理衙门商议。
“清臣所言并非正理，何不据理力争？”副岛种臣还是很实在的，所以退出总理衙门之后，在大街上便质问起了柳原前光，反正中国的大街上也没人听得懂日语，他们也不用担心保密的事。
“生番化外，未便穷治！番地不受清国管制，便不是清国的领土，我们和他们浪费什么口水，自去征讨生番便是了！”柳原前光直接曲解了毛昶熙的意思，把不好管，直接给解释成了管不了。就凭着这么一句话，就把台湾东部的领土给弄成无主之地了。
柳原前光的这套歪理，也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也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同治六年二月，美国商船“rover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威尔逊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威尔逊自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责备道：“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交涉此事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一、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二、“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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