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可以倚靠，当时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虽然已从疏远的支系选拔上来，但还没有正式立为太子，一旦高宗宫车晏驾，秦桧还不死的话，他就会选冲幼之人暂时继位，然后再由自己起而夺之。此时外有女真为援引，内有**为佐命，篡夺赵氏的王权，对秦桧来说就是“易于掇芥”了。
秦桧为了达到目的，先是逢迎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而使自己独立于百僚之上，之后又将诸贤流放，害死岳飞，让韩世忠谢事闲居，使刘锜、二吴敛手听命，让张俊总领诸军的心愿不能实现，也等于被废黜了，若不是女真人自己内部出现了内耗，无暇南渡，南宋说不定早就败在秦桧手里面了。此时的秦桧，周回四顾，阅遍朝野，知天下无人能如己何，高宗对他也是惴惴然而无法驾驭，在此情况下秦桧就敢于睥睨神器，挟天子以令诸侯了。这是“势之所激，鼠将变虎”，而在秦桧刚刚回到宋朝时，还“非有曹操、司马懿之心”，但发展到后来，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宋代的兴亡史，最让人痛心的一点就是宋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不堪，其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赵普身上。赵普最初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让太祖对军事将领们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赵普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太祖巩固手中的皇权，其实还怀有更为自私的目的，即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赵普在太祖当上皇帝的时候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地位在军事将领之上，但他也自知军事将领对他并非心服口服。其后军事将领平定各处的割据势力，赵普都没有参与之功，所以当时为太祖推诚戮力的功臣，皆瞧不起赵普而愤恨赵普倾轧自己，赵普与军事将领“固有不与并立之势”，于是赵普就日思夜想来削弱军事将领的地位和权力以求自安。为此他充分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心理，而让太祖把自己倚为社稷臣，赵普根本不是出谋划策来安定赵家的天下，只是尽力折抑武臣，使他们不能建立不世之功来与自己争夺太祖的眷顾而已。
更恶劣的是在赵普的推波助澜下，宋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竟然在整个宋代形成了一种治国的“家法”：“以普忮害之小慧，而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师，壹于猜忌。”赵氏治国的这种“家法”，并不是成文的制度，而是一种埋藏在宋代各个帝王心中的深深隐忧，成为了宋代各届帝王的“不言之隐”。而这种“不言之隐”，就导致了宋代历届帝王不信任军事将领从而使宋王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成了北方民族不断欺侮、侵入最终使宋王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这种治国家法对于中国的深远影响：“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贻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后人往往称赞宋朝对文人的优遇，其实这种重视文化的表面光鲜的背后却存在着不信任军事将领的隐而不宣的心情，受此心情的困扰，宋朝军事积弱，不能对抗外族的军事入侵而亡，这说明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强，民族和文化的生存都将受到重大破坏乃至灭亡，所以这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衣冠（即民族文化）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只重文化，不重军事，文化也将不保而受惨重的灾祸。
闲话到此，德昭、廷美的事发生之后，宗世子弟除了有机会参加各种仪式，包括朝会、宗庙祭祀和其他宗教仪式，实际的职掌权却近乎没有，这让宗室里面的赵家后起之秀不免焦虑和绝望。而且宗室婚姻被明确视为国家或者说朝廷的事情，必须经过皇帝亲自批准，而宗室家庭却对儿女的嫁娶没有发言权。有一点特别值得玩味，一直到仁宗朝为止，宗室婚姻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其结婚对象绝大多数来自武官家族。武官在理论上虽然可以拥有与文官相同的品位，却通常被视为低人一等，比如杨家将里面的六郎杨延昭，取妻柴美容（即柴郡主），处处被潘仁美刁难，却不得不常常忍气吞声就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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