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供应不了越来越多涌入成都府的外来户。
由交趾传入中土，一年能收两季的占城稻（这个是宋初从越南即‘交趾’由贾贩者、移居者--‘早期华侨’们携至泉州，通过海上运过来的）暂时还在江苏湖州一代推广种植，吴永麟进入成都府时早已过了庄家的播种期，他原本想将占城稻引入成都府，可是时间上有些来不及了，只得等到来年了，而且这些日子田里的水稻正在灌浆，离收割至少还有两三个月，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市场宏观调控在这个朝代是以另外一种匪夷所思的形式进行的，往往让人有些不可理解，官府出面的开仓赈粮，开官仓赈贷只能解燃眉之急，遇到天灾**的饥馑之年，一代名臣范仲淹曾经有过这样的做法，当时他推行庆历行政失败后，来到杭州，出任两浙路安抚使兼任知杭州。政治上老熟的他大胆的采用了一些反常规的作法。
第一、他提倡城市居民大搞龙舟竞赛。
第二、他自己率领僚佐们，天天在西湖上举行宴会。以此为榜样，在富裕阶层中推行高消费运动。
第三、告谕各个佛道神庙，趁着荒岁劳力低廉，建材低廉之机，大兴土木。
第四、新建、改造、修缮官府的仓库与官吏房舍，每日役使上千的民夫。
第五，不是压低市场粮食价格，而是由官方出面，把已经迅速腾涌的谷价，由每斗120钱，提高到了每斗180钱。
范仲淹的这一系列措施，当时把一些人弄得莫名其妙。转运使等监司衙门，立即上奏朝廷，控告杭州长官‘不恤荒政，游宴兴作，劳民伤财’。这些罪状，只要一条被追究，范仲淹非罢官降职不可。
范仲淹一句‘有余之财，救济贫者’，便将这些人打发了，当然他老人家还是费了一番唇舌的。
果然，当时相当一部分面临死亡的贫苦人民，得到从业自救的机会。加上江浙地区的粮价上涨，贪利的商人，从四面八方载运粮食来杭州发财，结果随着越来越多粮商的涌入，粮价也很快从高峰上跌落下来。当时，杭州虽然受了大灾，却没有造成巨大的伤害。后来包拯在江西庐州的时候也这么干过，他做得更绝，完全不对狂暴上涨的粮食市场实施行政干预，听任其市价上升，结果四方商人匆匆运来粮食，很快，米价急剧回落，解救了危机。聪明人办事果然不按常理出牌，但最终人家还是把事情完美的完成了，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吴永麟知道当初这两位名臣的做法在当下完全行不通，这是由成都府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范仲淹任职所在的杭州，水路四通八达；江西庐州，多平原；外面的粮食进入灾区，易如反掌。成都府却像一个陷入地里的大铁盆，外面的人想进来，或者里面的人想出去，都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不然李白也不会喟然长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更何况现在的处境还很不乐观，首先进蜀的陆路可能已经完全被造反的僧兵中断了，半路运往成都府的粮食，被那些僧兵抢去，很有可能被戴上一顶资敌卖国的帽子，那些粮商哪里还敢趟这浑水。当前水路又被‘袍哥会’霸占着，外面的粮商也别想进来，运进来的粮食，多半也变成了天价粮食，只不过龙舟赛，修缮佛道神庙，官府的仓库与官吏房舍这几件事还是可以搞一搞的。成都府的粮食还没到饿死人的地步，先可以缓一缓，撑一撑。
只是迟迟未到的措姆离却让吴永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力气使不上来，范老爷子和‘五通钱庄’的危机都需要钱来解决啊。还好的是绵州离成都府只有百里多的路程，一匹快马其实只要两三个时辰就能抵达，只是运往剑门关的军粮刻不容缓，即日即将启程，吴永麟此刻是分身乏术，恨不得将自己是身体劈成两半分开来用。
唯一熟悉川内道路的唐屾现在还和张虎、罗平阳、座山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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