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银行、私人资本家都派驻代表加入股东大会,公司由股东大会负责公司运营,减少了决策环节,避免了政府干预。
1936年3月,贵州省工商产值由1933年的5260万元上升至8175万元。这是个惊人的成绩,贵州的经济发展取得令全国刮目的成就。贵州省政府财政状况大为改观,百姓生活水平略有提高。杨森于是将全省保安团扩编为10个团,全部按照正规军编制编练。将原先周西城创办的枪械修理厂扩充为贵阳兵工厂。以中正式步枪为样枪生产步枪,手榴弹(川式麻花弹),子弹。
杨森此时也发现了几个人才,任命田子华为省政府秘书长,负责省府日常事务,郑道儒、叶纪元、王徵莹、何辑五等人为省委委员。有这些人帮着操劳省府政务,杨森的压力顿减,可以专心于军务。
贺龙、任弼时、王震、肖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由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转移,出发长征,作为最后出发长征的红军,红二、六军团的征战没有中央红军那么悲壮、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同样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按原定计划,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部队兵分两路,先连续6天向东南急进,造成红军东渡资水之势,把追击的国民党军全部吸引过去。然后又突然回转向西,从而进入了贵州东部。红二、红六军团离开黔东后,先后经过崇庆、翁安、龙里直进至贵阳北30公里的扎佐镇。当年的小镇不大,但很热闹。红六军团前卫17师第49团夜袭扎佐镇,在此全歼守敌两个营,还从敌人的仓库里补充了不少粮食和弹药,然后再从这里奔袭鸭池河。
对于红军的动态,杨森采取了在四川就惯用的手段,那就是追而不打,堵而不战,围而不剿。因此,整个20军在追剿红军时,就像是欢送队,每次行动总比红军慢半拍,让蒋介石说也无处说,骂也无从骂起。1936年2月底,红二、六军团进入了位于贵州西北和云南东北地区。恰值阴雨季节,寒风瑟瑟,道路泥泞,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以顾祝同为总指挥的“追剿”部队纷纷涌来,以10个师的兵力尾追和侧击,妄图把红军消灭在乌蒙山地区。红军被围困在纵横30里的狭小区域内。在紧要关头,贺龙决定采取疑兵战术,布置草人于阵地前,并在树丛中插红旗,让敌人认为红军主力还在这一带。然后,果断从敌郭汝栋、樊崧甫两纵队之间穿插出去,绕到敌人纵队外侧。红军突围两天后,敌人占领红二、六军团留下的阵地,才知道中了空城计。
虽然蒋介石有几次严令,可杨森自有打算,将命令往桌上一扔,“格老子,想让老子打前锋,给中央军当炮灰,老子朗格哈。”
但为了做给蒋介石看,杨森还是命令副军长夏炯亲临一线,负责指挥20军围剿红军。夏炯是杨森多年的老部下,深知老长官的心思,他让20军的弟兄要装出积极围剿的态势,但千万不要跟红军硬干。一路负责监视、警戒、欢送红军出贵州就是胜利。
红二、六军团离开贵州,20军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杨森看看战果,很好,除了防守扎佐镇的两个营戒备不当,被红军吃掉之外,再无大的损伤。夏炯高兴的对杨森说,“惠公,还是你的主意好。”杨森笑道,“老子朗格哈,跟红军硬干,就成了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一块地盘,不能给老蒋当炮灰。”
1936年7月,岳翰屏结束了成都分校的培训,蒋介石亲自出席了毕业典礼,并为军校毕业的前三名学员亲自颁发奖状和奖品。当念道第一名岳翰屏时,岳翰屏快步走上主席台,先恭恭敬敬向蒋介石敬了一个军礼,接过奖状。蒋介石亲手给他配上中正剑,并取过一柄美国造勃朗宁手枪交给岳翰屏,轻声说道:“翰屏啊,恭喜你了,希望你能为国尽忠!我要参加你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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