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怨始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然而实际上这牵涉到了北大内部的“英美派”和“法日派”之争。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学习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原则，成立了教授评议会。北大的教授们便掌握了一定的实权。
有权必定有利，有利争必随之。
因此北大马上就分出“英美派”与“法日派”两大系，结成团体明争暗斗。
比如校方要请一位教员，而拟请者为留学英美的，法日派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若法日派先提人选，英美派亦必以牙还牙求得平衡。
而“法日派”又被称为“太炎门生”，因为他们之中很多出自章太炎门下，可想而知，其中又以浙江人居多。
于是周氏兄弟这两位留过日的绍兴人不可避免地成了“法日派”。而他们两兄弟聚居的八道湾也成了此派人物的聚会场所。
陈西滢这位留英博士自然是根正苗红的“英美派”。不过“英美派”里面还分为英派和美派。
“英派”经常出入的是东吉祥胡同，因为那里有王世杰、李四光、丁西林这三位留英好友一起借住在这里。这一派后来成了“现代评论派”的主力。
“美派”首脑自然是胡适之，他一开始居住在南缎子胡同，1920年天魔传人还给这个地址写了一张明信片。后来他搬到了钟鼓寺。
他的住所当时是高朋满座，“几乎没有坐处”，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会所。
当然啦，这三派中人没有那么壁垒分明，游走三方的大有人在。英美两派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过文人相轻的惯例，再加上北大内部的利益之争，“英美派”和“法日派”的关系真的不咋地。
英美派的刊物有《现代评论》、《晨报副刊》，法日派刊物则是《语丝》、《京报副刊》。两派刊物对着擂鼓摇旗互骂。所骂内容，只有北大中人知晓，外人却莫名其妙。
所以陈鲁之争确实是理念之争，但是也涉及到两派人物的私怨。只不过陈西滢切入点太差了，鲁迅的战斗力又太强，最后“失道者寡助”，这才大败亏输。（注释2）
袁燕倏肯定懒得掺和这种破事，反正他不准备去北大厮混，找机会当个客座教授装个逼就好了。
他心说，你老兄自己要作死，老子也管不着不是。咱们就当个泛泛之交得了。
倒是“我的朋友徐志摩”是不是要挽救一下呢……
“鸿渐，通伯。你们两位在这儿呢！”
刚想到这个问题，我们的袁大师就看到他的“我的朋友徐志摩”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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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王世杰（1891年—1981年）就是1945年后签订《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和《中苏友好条约》的那位外交部长。
一位职业外交官能有在这两份“著名”条约上签字的两次“殊荣”，也算不虚此生。
注释2：这些史料摘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
有兴趣的病友可以弄一本看看，很是因吹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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