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新人文主义与东方的儒学进行比较和融通，在国内大肆宣扬。
这些“新儒家”们真心地认为这才是既能救亡图存又能保存传统的不二法门。
这下知道这帮人为什么留学欧美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回来之后居然成了国学大师了吧。
1922年1月，梅光迪和吴宓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马上就和胡适和鲁迅等这些新文化运动干将展开了论战。可想而知，其中活到49年之后的全都成了大右派。
因吹斯听的是，推崇复古的《学衡》派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死灰复燃，被第三代“新新新儒家”所继承。后来南京大学还有了一个“学衡研究院”，出了一本《新学衡》杂志，提出了“全球本土化”这个命题。
其实真正的第三代新新新儒家还算靠谱，再怎么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东方某大国，这也是能和马克思主义和派分庭抗礼的三大主流思潮之一。
不得不说，新新新儒家的存在还是合理的。假设一个人的屁股实在没办法坐在无产阶级这一边，而此人的脑袋又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个“好主意”，那这位也只好随那些大师而去了。
不过打着新儒家幌子的什么“读经派”，什么“女德派”，那才是不知所谓，堪称是群魔乱舞。
总结一下，新人文主义在1922年传入中国之后深刻地影响了自由派中的传统派，新儒家由此诞生；在此之后，一直有人在做把儒家现代化的尝试，这就有了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新新儒家；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新人文主义依然是第三代新新新儒家的理论依据。
说完了《学衡》派和新人文主义，那就要说说我们袁大师的立场了。
在民国思想领域有三股取向分明的文化思潮，那就是最左的激进主义和最右的保守主义，还有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自由主义。
袁燕倏现在也只能选择自由主义，而且按他的本心来说，要当自由派那就要当自由派当中的激进派，也就是派。
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和哈佛三杰们凑近乎了吧，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哈哈哈……”我们的袁大师仰天长笑道，“克己复礼？！哈哈哈……”
他一边大笑一边背诵道：“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当然啦，别说过目不忘的天才儿童的吴宓了，在座各位又有谁没有背过《论语》呢？又有谁不知道这句儒家的“切要之言”呢？
袁燕倏笑声一收，斜睨着吴宓问道：“雨僧兄，请问颜渊问仁，问的是何人之仁？”
还是当然咯，吴大师毫不犹豫地道：“鸿渐兄，自然是君子之仁咯……”
“照啊！就是君子之仁！”
我们的袁大师高声打断了吴宓。
他环视了众人一圈之后，突然抬起手，指着一人道：“那么我们之中也唯有他堪称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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