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当时，他还命令紧急集合关东军，以便和张作霖护卫部队交战，河本大佐还告诉我，当时他们所用的炸药，是日本工兵队的方型炸药，一共20个。”
法庭上出现一次又一次的骚动。
检察官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新的证据——日本参谋本部为谋略研究所用，于1942年12月1日留下的河本大作的手记。
他在有25页格纸的手记中写道：“当时的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与张作霖谈判，当谈到与他不利之处，他便称牙痛而溜掉，因而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焰比华北的军阀更为浓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1928年5月下旬，七干关东军从旅顺移到奉天，而张作霖有三十万军队，要解决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我认为中**是头目与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喽罗便会一哄而散。我们同时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在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才安全。为保万无一失，我们在铁轨上装设了三个脱轨器，爆炸不成就令其脱轨，以便拔刀队来解决。当时中国方面常常偷盗满铁的器材，为防止盗用，我方在路边构筑了沙袋。我们便以火药代替沙土充于袋内等待着机会。”
“我们得悉张作霖于6月1日从北京出发，便做好了准备。张作霖乘的是蔚蓝色的钢铁车，夜间很难辨认，我们特意在预定地点装了电灯。他乘的专车在北京至天津间开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锦州间降了速度，并在锦州停了半天，所以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过后才抵达预定地点。适时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了望塔里，用电钮点爆了火药。”河本大作不愧为搞阴谋的专家，把火药量、时间等都计算得如此精确。
河本大作还写道：“这个事件过后，我要石原莞尔来关东军帮我。那时我已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这是凶手的亲笔记录，它不仅披露了炸死张作霖的真相，而且从事情的性质上证明，“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对于“9;18事变”，也就是所谓“满洲事变”。田中隆吉的证词简单明快：“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情报部俄罗斯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长勇大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
田中的证词是挺绘声绘色的，他说建川是这么对他说的：“南次郎陆军大臣要我去满洲阻止关东军的轻举妄动，我可不愿意去。没办法只好去了。9月18日傍晚到了奉天，直接就去了料亭，就在那个时候大炮响了，边上的艺伎吓得往桌子底下钻，我也吓得直哆嗦。直到天亮花谷正少佐才来接我，到那时候才接触到关东军，给我的使命就这样没完成。”
全场一片静寂，这样直接的指控，居然是出自一位大日本帝国陆军少将之口，除了各位检察官之外，谁都没有想到。
季南检察官开口打破了这种寂静：“tanakasan（田中桑），您认不认识您所说的桥本欣五郎先生？”
“当然认识，他是我的朋友。”
“他现在在这个法庭上吗？”
“yes”
“请告诉我他现在坐在哪里。”
田中举起手，伸出食指：“在那边。”全场的目光随着田中的手指定在了后排右侧第二个人的身上——桥本欣五郎。
接下来指认的是“我的恩人，板垣征四郎”。
战犯席上，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互相看了下，东条英机紧紧咬着牙，死死地盯着田中隆吉。田中隆吉谁都不看，直视着前方。
季南看着田中隆吉：“田中隆吉先生，根据你刚才的证词，我请你直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发生在中国的‘皇姑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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