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中**队的武器装备远不及对手，但将士们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声援和全力支持下，英勇顽强，打得日军死伤万余，迫使日军三次更换前线司令官仍不能推进。但是，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政策下，南京政府釜底抽薪，执意与倭寇讲和。而日方却趁机调兵遣将，日本天皇裕仁亲自批准增兵两个师团，并专门成立了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长官。苦战月余，断绝后援的十九路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江湾、闸北等阵地，撤退至上海市郊继续抵抗。
3月3日，国际联盟行政院作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两国代表进行谈判。日方凭借在军事上的优势，无理要求中**队撤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继而由日本军队驻守。
就在中日谈判仍在继续之时，冲昏头脑的日本驻沪军政要人，决定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为了打击日本嚣张的气焰，不让其阴谋得逞，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决定采取特别行动。陈铭枢特地找到与其交往很深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向其透露这一构想。具有正义感且擅长此道的王亚樵对此十分赞同。但是，日方为防不测，早已放言，称“祝捷大会”不许任何中国人入场。这样王亚樵所领导的“铁血除团”便难以有所作为。王亚樵提议，请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人去完成这一重任。
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首任总督、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上任伊始便公开叫嚣：“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朝鲜人民并未屈从于倭寇的淫威。从亡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反抗便从未停止。1919年3月1日，以具有独立倾向的韩国废帝高宗李熙被日军毒毙为契机，朝鲜人民压抑已久的民族仇恨强烈地爆发出来。超过200万的朝鲜民众参与了这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斗争。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
日本统治者对此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三;一”独立运动中，前后共有两万多人伤亡，5万多人被捕，数以十万计的韩国志士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中国。这些志士继续以各种方式从事着反日复国的斗争。在“三;一”独立运动的基础上，先后在俄国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的上海及韩国境内，出现过6个临时政府。1919年7月17日，韩国临时议政院举行第五届会议，确定上海为合并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称临时政府）的驻在地。
王亚樵首先找到与其交情很深的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先生，安昌浩特地约见了金九先生。
金九先生在接受了这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之后，便开始紧张的筹备。他吸取李奉昌刺杀裕仁因哑弹未遂的教训，在制造炸弹方面下了大气力。他通过韩侨王雄（本名金弘逸，系韩国独立党成员，时任上海兵工厂中校兵器主任，并兼任十九路军的后方情报局长）与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取得联系，向其订购如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为保险起见，金九专门到设在江南造船厂里的分兵工厂去了一趟。一位技师为金九演示了水壶与饭盒型炸弹的性能。技师等人在院子里挖了个大坑，四周衬上铁板，然后将炸弹置于其中。技师在数十米外拉动引线，“轰”地一声，被炸碎的铁片四处飞溅，场面十分壮观。技师告诉金九，这样的试验要连续做二十几次，不能出现一次失败，才能进行最后安装。相对来说，物色合适的人选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人不仅要胆大心细、意志坚强，更重要的是，在戒备森严的虹口公园里投掷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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