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军里的第170师是几乎完全的一支由新兵组成的部队，其作战技能和作战意志都值得怀疑。而那些广西的民团部队，更是装备五花八门，连老式的火药枪都有，不少的民团兵员不是头发花白的老者，就是人长得还没有枪高的未成年人。
桂林城内的八桂厅。
此时的八桂厅里，气氛非常压抑。各位将军们都默默的抽着烟，一言不发。
刘建业知道既然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只有自己首先挑头了。
“各位，我知道，这一次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鬼子的兵力很多，除了直接进攻桂林的兵力，他们还有其他方向的援兵随时可以投入到对桂林的争夺。相信大家都很明白，我们这一次承担守城任务，实际上最大的可能不是活下来，而是战死殉国。现在，我给大家一个机会，你们可以给各自的家人写下遗书，然后统一把遗书交给我们的美国朋友，由他们带出桂林。”刘建业说道。
说完，刘建业从自己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没有封口的白色信封。
“这是我的遗书。我昨天就准备好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念给大家听一遍。”刘建业对大家说到。
“那就洗耳恭听了。”城防司令部参谋长桂军老将陈济桓中将说道。他是桂系部队里的老人，原本已因腿部残疾退出现役，出任广西绥靖公署第二金矿主任。陈济桓任第二金矿主任，尽管已不负军务，但在他的住所的墙壁，挂着中国地图，他将抗战中敌我双方的态势用大头针粘上纸条作标记，插在地图上，并常对来看望他的部下及同事分析抗战形势，互相勉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力争投身抗日战场。日军攻占衡阳，威胁桂林，时任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桂林城防司令的韦云淞，征求老搭档陈济桓为参谋长，陈欣然答应。当时妻子将分娩，且他自己于1933年因看演习坠马而受的足伤，一直未见好，行动不便，亲友和家属都力劝他再三考虑。但他说：“抗战不分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少，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大家齐心合力，才能驱逐日寇。现在强敌已到家门，我能熟视无睹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虽身在金矿，但仍属军人，就有保家卫国的职责”。随即准备行装，赶赴桂林。陈济桓7月离家北上，行时只带一名随身勤务兵到达桂林，即接任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一职。他到桂林后，即写一信给弟弟陈恩荣、妻子罗佩英谈了关于小孩取名的问题。信中说：如桂林一战胜利的话，小孩则名叫“可卫”，意即桂林可保卫；要是桂林一战失败，他阵亡了，即是为保卫祖国献身，这种精神是伟大的，则小孩子的名字叫“可伟”。陈曾对守防桂林城的陆军31军冯副军长说过：“我当一辈子军人，仗打了不少，打来打去，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抗日战争，关系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真是匹夫有责。上级派我守城是个光荣任务，我是跛子不能逃跑，胜则生败则死。誓把我几十斤水（指身体）和鬼子拼，衰仔才做方先觉第二”。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我死以后，各位家人无需向政府要求抚恤，家中产业足以保证衣食无忧。老父在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如而有幸殉国，汝应高兴儿未辱门3。两位爱妻，无须为我守寡，有意中之人尽可自便，不得阻拦。刘建业绝笔。”刘建业拿出信纸，开始念道。
“黄峰，告诉各位，你的职责是什么？”放下信纸，刘建业又转过头来问自己的随身警卫。
“第一,保卫军长安全，第二,万一军长有被俘危险，立即开枪打死军长，以免军长被俘受辱。”黄峰大声地回答。
“好，我相信你。”陈济桓大声得叫好。
“刘司令，既然你已经写好了遗书，那兄弟我就也把我的遗书拿出来给大家念念。”第131师师长阚维壅站起身来，掏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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