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内的改革开放，沿海廉价的劳动力和便宜的土地出让价格使得香港的制造业公司大面积的北上国内。建立的大量的加工出口贸易基地。虽然李振国也知道近几年香港也出过几个在国内还比较响的牌子，比如“金利来”和“佐丹奴”等几个品牌陆续的进入国内市场，虽然一开始打出一定的知名度，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终因为其产品的品质和分销渠道还有市场定位的诸多原因，最终未能在国内的大市场中与欧美和日韩大品牌比肩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追捧品牌。
在李振国从投资战略的目光来看，香港企业的经济结构的特性决定决定了它的制造业企业也只是制造产品而不是制造品牌。香港的贸易型加工制造企业崛起于五六十年代，是由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构成了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
大型的香港企业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少数的几个行业里。除了一些超大型企业如和黄、恒基兆业和长江实业之外，其他最大的企业就是银行、地产发展和公用事业。不同于这些大公司，以出口加工为导向的香港制造业一向采取短期投资策略，其中尤以成衣、玩具和电子业方面最为典型。因为出口加工的经济模式要求制造业既讲求速度和弹性，又要兼顾品质和交货时间，特别是对市场价格的灵活反馈，都决定了企业必须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能从低档产品转向高档次，从一种类型产品迅速转向另一类，企业投资策略的不断变化，影响了企业在某一领域持久发展的计划和市场营销战略。
香港“商人厂家”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只注重短期性的生产投资，而不愿意将精力和财力投入到产品研发、市场营销与品牌建立上来。
李振国认为这些企业家们并不着意建立名牌的地位，因为这会妨碍他们转移到其他产品以适应市场趋势的灵活性。他们更倾向广泛利用分包，使他们能够容易转移产品和行业。如果香港制造业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短期内要创造出国际品牌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从文化上剖析，造产品不造品牌的根源还在于商业上的急功近利心理。香港上百年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政治地位，一直强化着香港社会的危机意识和生存意识。可以说，正是港人勇于吃苦、敢冒风险、善于把握机遇的商业禀赋创造了今天香港的繁荣。优胜劣汰的生存环境，营造了以金钱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香港商业文化。为了追求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在一个政治体制不确定、市场极为狭窄而又充满变数的社会环境里，必然导致企业经营者尽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建立品牌长期不懈的努力。
前世由于李振国本身就是学金融经济的再加上又是重生的特殊经历，所以他既看到了香港经济发展的的长处同时又明白它的的短处，所以才他决定通过出售套现一部分上市子公司的资金来投入到将来比较有前途和竞争力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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