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正宰相，身兼40余职。
执政期间，曾两次发动了征讨南诏的战争。天宝十载（751年），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并命其率兵攻打南诏，结果大败，士卒阵亡六万人，南诏投附吐蕃。对此不但没有处罚鲜于仲通，而且还为其大叙战功。接着，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诏。玄宗便命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派御史到各地去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父母、妻子哭声遍野。十三载（754年）六月，又命令留后、侍御史李宓率兵，再次攻打南诏，结果又遭惨败。两次攻打南诏，损兵折将近20万人。专权误国，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动辄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用兵，不仅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士卒暴尸边境，给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灾难，而且使内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为了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让文部选官不论贤不贤，年头多的就留下来，按照资历有空位子就接官。按惯例，宰相兼兵部、吏部尚书，选官应交给侍郎以下的官员办理，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从春至夏才能完成。却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己家里，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读—名便定一名，一天就完了。当全部结束之后，便当着大家的面说：“左相和给事中都在座，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于是，选官大权就这样由一人垄断。从此门下省不再复查选官，侍郎仅仅负责试判，致使选官质量下降。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迎合和满足了一些人的权欲，因而颇得众誉。为此，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等授意选人，请求玄宗给在省门立碑，歌颂其选官有“功”。玄宗让鲜于仲通起草碑文，并亲自修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向献媚，便把这几个字用黄金填上。
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天宝十二载（753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伤害庄稼，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王官）奏报当地出现水灾，便叫御史审问他，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
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借口是讨。与安禄山都是天宝年间的新贵，同样受着玄宗的宠通。但是，的发迹要比安禄山晚得多。当尚未担任高官要职时，安禄山早在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就升任平卢节度使，以后又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稍后又兼河东节度使。天宝九载（750年）又封为东平郡王。虽有外戚关系，但迟至天宝七载（748年）始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安禄山在朝中对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十分惧怕，而对则根本瞧不起。接替宰相后，看到不能制服安禄山，便经常向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想借玄宗之手除掉安禄山。可玄宗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不予理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奏请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以便排斥和牵制安禄山。天宝十三载（754年）春，玄宗按照的意见召安禄山入朝，试其有无谋反之心。安禄山由于事先得到杨贵妃的通风报信，故将计就计，装模做样地向玄宗诉说自己的一片“赤心”，赢得玄宗更加信任，打算让安禄山当宰相（加同平章事），并令太常卿张垍草拟诏敕。知此立即劝阻道：“安禄山虽有军功，但他目不识丁，怎能当宰相。如果发下制书，恐怕四夷轻视朝廷。”玄宗只好作罢，任安禄山为左仆射。至此。安禄山与以及唐王朝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一触即发。加之任宰相后，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终于使安禄山发动了以讨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的叛乱。
编辑本段之死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叛军攻陷潼关，长安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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