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改折银，会影响到大明京师的粮食安全，另外一方面，涉及到了大明朝初建的时候的矛盾。
当时朱元璋在滁州，而张士诚在苏州，苏州从上到下支持张士诚，本身张士诚也是他们推出逐鹿天下的人物。
后来朱元璋和张士诚在鄱阳湖上大决战，好悬一股东风吹，朱元璋的小船烧了张士诚的铁锁横江侥幸获胜，否则张士诚的大船在鄱阳湖全胜而出，那天下就不姓朱，改姓张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路线问题，哪怕是张居正都绕不过去。
万历九年之时，全大明，连辽东的建奴都享受了一鞭法带来的好处，但是江南八府、浙江、湖广、浙江三省，不准折银。
当时的布政司和两名知府、三名知县于官衙上绝笔书，请求朝廷折银，随后自缢身亡。
张居正迫于压力，将部分役折了银，又偷偷改漕运为海运，当年，江南近五百万的漕粮，如数入库，江南士族连章上书夸赞万历皇帝的英明，夸赞张居正这个首辅真乃是大明的太岳相公。
一时间有海晏河清的景象。
可惜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一死，当年海漕改回了河漕。
如果连建奴都能享受的政策，浙江、湖广、江苏无法享受，稍微松一点剥盘，就是圣明之君，这不足以说明江南百姓忠君爱国。
那大明自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亲自下令，着令凡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这道命令就是在仕途对江南的打压。
不仅如此，这道政令的背后还有各州府县的典吏文书，但凡是涉及到财会问题，都也不能使用浙江江西苏松人。
这就是大明典型的一等朱、二等官、三等汉民、四等蛮、五等南。
其实鞑清也压根没有解决江南重税积欠的问题。
比如顺治十三年，鞑清户部尚书车克，就上书：江宁苏松常镇五府，计五、六、七、八等年，积欠二百余万两，钱粮甚多。
江南等省原未完成八、九、十年份银共三百五十九万三千八百二两五钱零。
到了顺治十八年，康熙继位的时候，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公同会议得，江南本年不敷五百七十万有奇银两。
顺治十八年的时候，过年的第一天，顺治对大臣们口述遗诏了，第二天就病逝，撒手人寰。
康熙继皇位的时候，江南那一年就欠了五百七十万两银子的税。
康熙直接发动了江南奏销案，以刀斧手催缴税粮，在追缴逋欠钱粮的过程中，共革黜四府一县官绅士子一万三千余名，最终收缴钱粮共四万九千两有余。
四万九千两，四舍五入计作：五万两，这就是杀了一万多学子追缴出的欠额。
是鞑清的刀不够利吗？
能把四府上万乡绅学子一刀砍了，一锅烩了，还不够锋利吗？
但是鞑清就追了四万九千两的税银。
鞑清一直到康熙五十年的时候，全国第一次耕地普查，才仅仅不到七百万顷，不到七亿亩的田地，其余全部荒废中。
鞑清从崇祯十七年入关开始，到康熙五十年，一共经历了七十余年，但是土地耕种量依旧低于大明的永乐年间，刚刚超过了洪武末年的水平。
鞑清初期，其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如此缓慢，在中国古代史上，极其少见，几乎没有。
几乎新朝初立，天下安定之后，经济会迅速恢复，人口也会报复性的增长，耕地面积会直接反馈这种经济的复苏。
在五十年的时候，会迎来第一个人口红利期，那也是一个王朝几乎最鼎盛的时候。
但是鞑清到了七十年时候，还在“稳步”恢复中，丝毫看不到经济和发展的恢复。
所以，鞑清压根就没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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