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奸人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浑蛋，一种叫王八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儿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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